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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与效率的博弈平衡
——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机制的构建
  发布时间:2016-11-03 17:16:13 打印 字号: | |

 

傅烨 孔娇阳 

 

【论文提要】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配偶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务中争论的热点,由于目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没有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规定,执行实践中,各地法院对于能否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配偶采取不同做法。本文研究的是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机制的构建。 

第一部分总结了目前关于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法律争论。从合法性、权利保护、执行权属性三个方面总结归纳了目前理论和实务中关于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主要争论,为后续论述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论述了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通过分析支持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三种基础理论、我国夫妻一体的现实状况以及司法改革的动向,证明了追加被执行人配偶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第三部分论述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机制的构建。笔者在首先初步设计了完整的执行机构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程序,然后基于提高执行效率和保证公平正义的理念,提出了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机制构建中应当着重考虑的四个方面。

 

 

执行实践中,在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往往会向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申请,要求确认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执行被执行人配偶名下财产。追加被执行人配偶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务中争论的热点,当前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规定,各地法院对于能否追加被执行人配偶问题采取不同的做法,上海法院规定执行机构有权对所涉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作出判断,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1]北京法院规定不得裁定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主张共同债务的,告知其通过其他程序解决,[2]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2004年发布过《关于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有部分涉及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内容,但是至今已过去多年,正式的司法解释迟迟无法出台,可见追加执行人配偶问题的疑难性和复杂性。

一、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法律争论

执行中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是公正和效率博弈平衡的产物。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也是两大法系均采用的法律制度。审判权是一种裁判权,追求的是公平公正,执行权是一种实现权,目的是尽快实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追求的是效率,公正与效率之间总是存在的一定的紧张关系。[3]通过审判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再由执行部门强制执行,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严格来说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经审判程序确定,这体现着公平正义。但是执行工作中为了提高执行效率,减少当事人讼累,依据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在认定债务系夫妻共同财产后,追加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是在兼顾审判公平和执行效率上作出的路径选择。关于执行机构能否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法律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合法性之争

法律依据方面。认可可以追加的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4]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方面,对于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一方名义负担的债务,除符合《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两种情形外,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一般性原则,法院可以据此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反对追加执行人配偶观点认为,《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属于在审判阶段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所依据的裁判规则以及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体法上的规定不能直接成为执行依据,所以上述两条法律不能直接引用。

法律程序方面。反对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观点认为,追加被执行主体应当遵循严格法定主义,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271条至第27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第76条至第82条规定的情形,但上述法律规定的追加和变更被执行人的情形中并没有包括可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情况。支持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观点认为既然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有实体法为理论基础,不必纠结于执行程序问题,执行程序完全可以通过新发布司法解释予以解决。

(二)权利保护之争

在被执行人配偶的权利保护方面,反对追加被执行人的观点认为,执行机构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剥夺了被追加人的诉讼权利。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没有经过审判程序,更未经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定,被追加人丧失举证、质证、答辩、上诉等诉讼权利,事实上剥夺了被执行人配偶通过行使诉权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可能导致在法律适用上过分强调维护申请执行人权益而对被执行人配偶的不平等。[5]

认可追加被执行人的观点认为通过执行程序追加被执行人也能给与被追加人充分的权利保护。通过执行程序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中,被追加人可以提出执行异议、执行复议、执行异议之诉、再审程序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中执行异议之诉和再审程序均能保障被执行人配偶和普通诉讼程序相同的诉讼权利,相比另行提起诉讼而言,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程序提供了丰富全面的权利保护渠道。

(三)执行权属性之争

认可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观点认为执行权从本质上具有行政权和司法裁判权的双重属性。行政权表现为通过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来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司法裁判权表现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审查确认。执行机构有权通过审查认定债务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作出是否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裁定。

反对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观点认为执行权不具有裁判权属性。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实际上是认定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为夫妻债务,涉及实体问题,应当通过审判程序予以认定,而执行权不具备裁判属性。执行权作为审判权的后续程序,应当严格裁判的结果采取执行措施,不能对未确定的事实进行认定,如果在执行阶段认定,存在“以执代审”的嫌疑,与我国审执分离的民事诉讼制度相矛盾。[6]

 

二、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民事执行程序的价值目标在于以较高的执行效率、较低的司法成本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赋予执行部门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适当权力,把应当承担履行责任的被执行人配偶纳入执行程序,尽快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的权利义务,实现民事执行的效率优先价值。[7]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不仅有多种基础理论的作证,更是我国夫妻一体的现实国情决定的,并且与司法改革的动向相匹配。

(一)三种基础理论支持

1.既判力扩张理论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指确定的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都具有强制通用力,当事人和法院不得就已裁判的诉讼标的为不同的主张和判断。既判力的效力范围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其主观效力范围通常只及于判决载明的对立的当事人双方,而不涉及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此亦被称为“既判力之相对性原则”。[8]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以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时,执行主体原则上限定于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的当事人范围内,这是由既判力的相对性决定的。但是在实践中,存在被执行人在执行前或执行中死亡,企业在执行中合并或分立等情况,如果完全贯彻这一理论,不仅不能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目的,降低民事执行效率,更不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为平衡各方利益,在特定情况下,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范围会发生一定的扩张,及于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具体到执行实践中,即使生效裁判未将被执行人配偶载明为债务人,但若基于既判力扩张理论,其应为既判力主观效力范围所及,执行程序即可将其变更或追加为被执行人。[9]

2.责任财产恒定理论

“债务人应以其财产,就其债务负责,是为责任财产。债权人得对此项责任财产为强制执行”。[10]这是学界对责任财产恒定理论较为认可的观点。通俗讲,责任财产恒定是指生效法律文书在确定债务人财产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明确承担该裁决义务的责任财产。生效法律文书对责任财产的认定具有对世效力,未经法定程序,责任财产的属性不会发生变化,在法院判决的债务被清偿前,除非该财产依法失去责任财产的属性均得用于清偿债务。[11]一旦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债务人以其财产承担对债权人的偿还义务,无论债务人的财产由何人占有,都可以要求财产占有的第三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偿还责任。在夫妻一方作为债务人的执行案件中,如果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偿还的责任财产就包括被执行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会涉及到夫妻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这也为执行机构有权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提供了理论基础。

3.家事代理制度

夫妻家事代理权,亦称日常事务代理权,是夫妻之间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配偶一方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的当然代理权,被代理的他方第由此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2]因为作为社会成员,夫妻各方都会与社会中的任何人产生往来,若以家庭为名义的任何事都要另一方认可才可以实行,这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事情。所以夫妻双方之间的家事代理权制度得到了两大法系多数国家的认可。我国《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举的债务除规定的两种例外情形一律推定为共同债务,其理论基础在就于夫妻家事代理制度。但家事代理权的范围也是有限制的,仅限于夫妻婚姻家庭生活期间的日常事务。夫妻各方以家庭名义对外进行社会活动时是看做一个主体,可以推定为有权代理,但是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个人而言,并非夫妻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会涉及到家事代理权,家事代理权理论为夫妻一方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提供了法理依据。

(二)我国夫妻一体的现实

夫妻一体的现实是指我国生活传统中,夫妻财产共有,债务共担,夫妻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参与事务的现实状况。夫妻一体的现实与我国家庭传统观念以及生产力发展等方面息息相关,这也是我国家庭与国外家庭不同之处。这就决定了在我国一个家庭的财产可能出现在夫妻双方任何一方的名下,夫妻一方对外的民事法律行为实际上是代表家庭而为,绝大多数家庭债务实际上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意见》第43条、《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上,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只要不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般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的原则,证实了法律对于夫妻一体现实、夫妻财产共同、债务共担的认可。基于夫妻一体的现实状况,大多数夫妻一方所欠债务实际系夫妻共同债务,配偶应对夫妻一方的债务应当承担准连带责任,客观上反映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要求。

夫妻一体现实下,虽然债权人本来可以在诉讼中主张诉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从而将被执行人配偶一并作为被告,避免出现在执行程序中追加的问题。但考虑到一方面部分当事人法律知识不足,对将被执行人的配偶作为共同被告不予立案的情形,有必要赋予执行机构直接追加部分主体作为被执行人的权利,这不仅使得当事人无须提起二次诉讼,缩短了诉讼周期,也节约了法院和当事人的司法成本。[13]

(三)与司法改革方向吻合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规定执行权是人民法院依法采取各类执行措施以及对执行异议、复议、申诉等事项进行审查的权力,包括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执行审查权的范围主要是审查和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诉以及决定执行管辖权的移转等审查事项。执行审查权由法官行使。地方人民法院执行局应当按照分权运行机制设立和其他业务庭平行的执行实施和执行审查部门,分别行使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其中,执行实施权的范围主要是财产查控、处理、交付和分配以及执行制裁措施等实施行为。执行实施权由执行员或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员行使。而执行审查权的范围主要是审查和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诉等审查等事项。[14]

在审执分离改革的大背景下,最高院明确了执行权包含执行审查权,实质上肯定了执行权的司法裁判属性。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很多试点法院开始成立执行裁决庭,对于一些重要的程序性事项和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事项,包括负责执行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等裁决性事项,归由执行裁决部门裁定,执行裁决部门引入司法审查理念,在听证构造上延续民事诉讼中的对抗机制,执行裁决部门人员由执行法官担任,这些机制均能保证经过裁决程序得出的结果符合实体正义。执行裁决庭拥有的审查权,意味着可以依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实体法裁判规则,对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案件进行审查后作出是否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裁决。笔者认为,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专门司法解释之所以迟迟无法出台,就是因为不存在专门行使执行裁决权的部门,执行裁决庭的设立为后续专门追加被执行人的司法解释扫除了重要障碍。

 

三、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机制的构建

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机制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笔者基于细致研究设计了一套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流程。首先由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申请,法院在收到追加申请后应当及时通知被执行人及其配偶,并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要求各当事人举证。其次,法院应当由组成合议庭,采取听证的形式进行实质审查,并且允许拟被变更、追加的被执行人配偶提出抗辩。再次,经实质审查,合议庭认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应当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作出不予追加裁定;认为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作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裁定,裁定应当在及时送达被追加人,告知其有提出执行异议的权利。最后,如果执行异议被驳回,被执行人配偶可以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法院撤销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排除对被执行人配偶财产的强制执行。

 以上对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程序作了框架性设计,但是在被执行人配偶追加机制的构建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动追加原则

被动追加原则指的是在启动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程序时,应当坚持已申请人的追加申请为基础,法院依据申请人的申请在经过审查后裁定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强制执行的目的是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由应然状态变为实然状态,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法院的强制执行以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为前提,尊重申请执行人自由处分其权利。从执行实践看,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既可依当事人申请启动,也可由法院依职权启动,为遏制执行程序这种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冲动与随意性,对其启动方式应作出限制。因此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也应当以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申请为基础,坚持被动追加原则,如果申请执行人不申请追加被执行人配偶,原则上应当视为申请执行人放弃执行被执行人配偶名下财产的权利。

坚持被动追加原则的同时,也应注意执行法院应当向申请执行人释明其有申请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权利。向申请执行人释明与被动追加原则并不冲突,向申请人释明是保证申请人知悉实现权利的途径。如果释明后申请执行人仍不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法院则不能主动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但是不执行被执行人配偶的财产可能对第三人权益或者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造成损害的除外。   

(二)实质审查原则

实质审查原则是指申请执行人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申请后,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依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审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根据审查结论作出是否追加被执行人配偶裁定的原则。实质审查原则的核心在于判断被执行人承担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申请后,法院应当及时通知被执行人的配偶举证,法院执行裁决部门组成合议庭通过听证的形式,主要依据《婚姻法》第十九条、《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对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实质审查。但是由于实务中出现的夫妻另一方不知情、串通第三人恶意举债等新情况,仅根据《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释》很难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还应考虑一下两个判断标准:(1)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2)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如果夫妻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那么即使夫妻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5]

针对目前出现的夫妻一方串通第三人恶意举债,通过追加程序损害配偶权益的情形,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应当严格实质审查,审判人员根据案件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定同时存在以下情形的,可按个人债务处理:(1)夫妻双方不存在举债的合意且未共同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2)该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3)债务形成时,债权人有理由相信该债务不是为债务人的家庭共同利益而设立。[16]

(三)举证责任分配

《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另一种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根据该举证规则,被执行人的配偶否认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要对上述两种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但在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往往存在夫妻一方并不知道债务的情况,比如夫妻一方与债权人串通恶意制造债务、已经分居或者离婚的夫妻,让夫妻另一方举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夫妻另一方不知道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务,根本不能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作为债权债务关系中的第三人,除了当事人能够了解借债过程,外人根本无法知道真相。另外让夫妻另一方举证证明夫妻是约定财产独立制,且债权人知晓,这种情况除了夫妻财产独立的约定已经公证和事前向债权人释明外,也不容易举证证明。

举证责任再分配,应当加大申请人的举证责任。为保证举证责任分配反应实体法的公平正义精神,对当事人科以举证责任时,应当是让占有或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有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收集条件与手段的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是不公平的。[17]因此对于追加被执行人配偶过程中夫妻一方并不知道债务的情况,申请人较被追加人更了解债务情况,应当由申请人举证证明债务用途,举证合意等事实。

举证范围方面,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内容,更应当注重被追加人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债务的用途是否合法等方面,准确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四)配偶的权利救济

通过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提高执行效率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对被执行人配偶的权利救济。目前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方式主要是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规定了执行异议和案外人异议的内容。[18]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当事人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实体权利存有争议,请求执行法院解决争议而引起的诉讼,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及执行分配方案之诉。执行实践中对于按执行异议处理还是按案外人异议处理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被执行人配偶在收到法院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裁定后提起的执行异议属于案外人异议范畴,虽然并不是针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但此种异议系主张实体性权利,并且配偶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后续程序便是对被追加人名下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换个角度看,若被追加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提起异议,自然属于案外人异议范畴,所以对于此种异议法院应按照案外人异议办理。

与执行异议之诉的有效衔接能给予被执行人配偶充分权利救济。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执行异议之诉分为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是针对法院作出的不予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裁定提起的,案外人异议之诉是针对法院作出的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裁定作出的,执行异议之诉制度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配偶设计了充分的权利救济通道。[19]在执行异议之诉审理中,包括申请人、被执行人、被执行人配偶在内的三方均可参与到诉讼程序中,通过开庭审理,给与诉讼参与人充分的举证、质证、答辩、上诉等诉讼权利,能给与三方诉讼参与人充分的权利救济。笔者认为,在被执行人配偶的执行异议被驳回以后,如果原判决没有错误,不必提起再审程序的,可以引导被执行人配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异议之诉除了能给予被追加人充分的权利救济外,相比另行起诉程序,因其前置的执行异议程序的存在可以大大缩短审理周期,并且直接得出是否排除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结论,有利于提升执行效率。综上,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程序与执行异议之诉程序的有效衔接关系到被追加人的诉讼权利能否得到切实保护,是我们在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机制构建中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结语

赋予执行机构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权限在提高执行效率和减少当事人讼累方面有着巨大优势,从基础理论、现实需要以及司法改革动向三个方面来看,执行机构追加被执行人配偶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在追加被执行人配偶机制构建方面,笔者基于保护被追加人诉讼权利和提升执行效率的原则设计了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程序,以及在机制构建中应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以期为正式的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司法解释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J],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周天保,被执行人追加:审执分离制度下的审视[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3]卢君,袁列彬,肖瑶,被执行人配偶名下财产执行程序探析[J],人民司法,201421期。

[4]刘宝玉、与海燕、邱天利,试论变更与追加被执行人的法理基础[J],执行工作指导,2012年第43期。

[5]刘贵祥,执行程序变更、追加被执行人若干问题之检讨[J],人民法院报20147208版。

[6]王泽鉴,民法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7][]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8]张贤钰,婚姻家庭继承法[M],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9]李科,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强制执行的程序规范及权利救济[J],《法治研究》,201412期。

[10]刘璐,民事执行重大疑难问题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11]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赵刚,占善刚,刘学在,民事诉讼法[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2005420日。

[2] 参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解答》,2014127日。

[3] 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4] 《婚姻法解释()》第24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19条第3款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5] 卢君,袁列彬,肖瑶:《被执行人配偶名下财产执行程序探析》,人民司法,201421期。

[6] 参见毛守群:《执行程序中执行名义效力扩张的边界以夫妻共同债务的执行为视角》,载《法制与经济》,201312期。

[7] 参见刘宝玉、与海燕、邱天利:《试论变更与追加被执行人的法理基础》,载《执行工作指导》第43期,江必新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11月版。

[8] 刘贵祥:《执行程序变更、追加被执行人若干问题之检讨》,人民法院报201472日第08版。

[9] 参见8

[10]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5 页。

[11] []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页。

[12] 张贤钰:《婚姻家庭继承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3] 周天保:《被执行人追加:审执分离制度下的审视》,《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14] 7

[1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第二十四条。

[16]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七条。

[17] 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8]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内容,“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好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9] 参见沈德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三百零四条至第三百零九条,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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